不久前我看电视上一个评论电影的主持人说吴宇森拍的电影是什么“暴力美学”,我当时就想谢二打刘辉就是暴力美学,至少在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眼中的确很美。
成年后我没有成为流氓,只是喜欢看历史,我看《史记》上说刘邦看到秦始皇出游,就说“大丈夫当如此”,然后立志当皇帝;我的同学刘向海看到八仙谢二打叉头刘辉,就说“牛比”,然后就立志当八仙;同样是我的同学的张莉看到女老师教学生,什么也没说就立志当老师。不论当皇帝、当八仙还是当老师,其实都是在追求自己认为的美。刘邦觉得当秦始皇很“大丈夫”,刘向海觉得谢二很牛比,张莉觉得女老师很美好。可见对于个人来说,历史没有什么必然规律,往往都是偶然决定的。因为你不知道在你的一生当中什么时候会碰到真正让你心动的美,让你立志为之终身奋斗,就像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让你决定以身相许。
遗憾的是世上还有很多人和一次次的偶然擦肩而过,剩下的只有必然的生活。
日期:2007-1-9 16:30:01
如果说童年时代我和高小飞都是任人鱼肉的食草动物,那么叉头刘辉就是鬣狗或者秃鹫,刘向海就是一头还没有发育成熟的猎豹,而我们的母校十一小学就是弱肉强食的非洲大草原,一个自然法则统治下的动物世界。这种非典型性的成长环境给当年的祖国花朵、后来的祖国建设者留下了一生当中都不可磨灭的烙印,以至于我们成年以后仍然需要不断接受各种教育来培养各种文明习惯,并用一生的时间来强化对道德和公正的信念。因为动物世界不需要道德、公正和文明习惯,需要的只是尖牙利爪、适者生存。之所以说我们的成长环境是一种非典型性的成长环境是因为我们亲身体验的成长环境和大人们形容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自古以来都是由强者书写历史,与成年人相比孩子在这个问题上永远处于弱势。
小时侯上美术课,那些受到老师表扬的好学生画出来的画总是这个样子:蔚蓝的天空,红色的太阳,清澈的小河,鲜艳的花朵,绿色的草地和树林,还有快乐地做着游戏的孩子。这和我们眼中的世界完全不同:我们那里是工业区,我们每天见到的是冒着黑烟的烟囱,发臭的水沟,荆棘丛生的荒地,还有忧伤的、受到伤害的孩子。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一个好学生是怎样观察这个世界的呢?我一直没想通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没有成为好学生。二十年后我和老婆拿着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去买房子,在售楼处的宣传单上又看到了当年好学生们的美术作品,不同的是画面上添加了成排的漂亮楼房还有成功、幸福的男男女女。二十年前的孩子不仅准确描绘了二十年后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而且他们的理念还和那些只为富人设计和建造房子的精英不谋而合,这样的孩子想不成为精英都很难。所以说好学生就是那种具有前瞻性审美观和突破性想象力的孩子,可惜我不是。
小时侯老师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中。对此我基本同意,但是奇怪的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对那些幸福的印象都很模糊,仿佛都是道听途说。但是对那些不幸都印象深刻,现在回忆起来还能身临其境。可见小孩子不能得罪,否则后果很严重。
我清楚的记得我第一天走进十一小学的情景,我的爸爸带我来到一位带眼镜的中年妇女面前,对我说“这就是你以后的班主任老师,王老师。”当时王老师坐在办公桌后面,用一支蘸红墨水的蘸笔批改着作业,根本没有理睬我和爸爸。那时我很矮,抬头看着王老师,发现王老师面相凶恶,顿时就对自己未来的学校生涯产生了非常糟糕的预感。王老师长着一张刀条脸,高度近视的眼睛有点往外凸,不苟言笑。
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和刘向海在马路上碰到了铁东的知名八仙白寡妇,白寡妇是个男人,长着一张刻薄、阴毒的脸,随时准备对周围的人施加伤害。他是那种你永远都不愿意面对的人。我本来不认识白寡妇,刘向海偷偷地指给我看,然后问我“你看他长的象谁?”,我想了想说“王老师?”
如果要探究我们本来应该无比幸福的童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幸的回忆,那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童年到青少年阶段我们遭遇了一系列从长相到气质都非常八仙的老师、长者和伙伴。 这也许是文丨革丨的深远影响之一,那时的人们普遍都有八仙情节,不管是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是流着鼻涕的孩子,直到现在这种情节仍然隐藏在我们心灵的某个阴暗的角落,不断伤害着自己和别人,透支着我们的幸福。
第一天上课,王老师给我们安排座位,我和刘向海坐了同桌。
王老师首先宣布了纪律,包括上课不许讲话、不许做小动作、不许撒谎、不许打架等等,但是王老师没有宣布如果犯了纪律会有什么后果。第一节课还没有上完,我和刘向海就知道了后果。因为我和刘向海不仅在上课的时候说了话,而且还做了小动作。
王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王老师宣布完了纪律,就开始在黑板上写拼音,教我们学习汉语的标准发音。
可是刘向海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后来他经常说自己天生不是读书的材料,我想如果刘向海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能够遵守纪律,像其他孩子一样老老实实地坐着,他后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当时王老师背对着我们在黑板上用粉笔写拼音,刘向海凑过来小声问我“你爱摔跤吗?”
我说“爱”,――其实我并不喜欢摔跤,因为我小时侯长的很瘦弱,跟别的孩子摔跤总是输多赢少。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如果一个男孩子敢于在学校承认自己不爱摔跤,就二十年后公开宣布自己是同性恋一样需要很大的勇气。那时侯的主流社会总是试图把孩子们培养的像亡命徒一样坚强。
“刚才我看见外面有一个沙子窝,咱们回头去摔跤?看你这样肯定不是我对手!”,刘向海说着就在我的肩膀拍了一下。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答应,却发现王老师神采奕奕地走下了讲台,直奔我和刘向海而来。接下来我们班的同学接受了非常生动的教育,见证了不听老师话的严重后果。全班五十几个第一天上学的孩子睁着惊恐、兴奋的眼睛看着王老师左手揪着我的耳朵,右手揪着刘向海的耳朵,把两个单薄的小孩拖出了教室,好象拖着两只待宰的羔羊或者鸡鸭。
我和刘向海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面面相觑,通过这次经历我知道了三件事情:第一,学校是老师的地盘,在这里就要听老师的话,否则就有可怕的后果,比如被揪着耳朵拖出教室;第二,刘向海的耳朵比我结实,因为我当时疼得眼睛泛起了泪花,而刘向海却若无其事;第三,刘向海比我个子高一点,因为在王老师揪着我耳朵的一瞬间我觉得双脚离地,后来我是掂着脚尖被老师拖出去的,而刘向海在被王老师揪住耳朵以后还能脚踏实地的走出教室。
当时我正盯着刘向海的耳朵和个头愤愤不平,没想到刘向海居然问我“咱们现在去摔跤吧?敢不敢?”两分钟之前我还犹豫要不要接受刘向海的挑战,但是第一天上学的惨痛经历让我的心里充满悲愤,于是就冲动了“去就去!孙子才不敢呢!”“呵呵,有种”刘向海高兴了,这小子从小就爱跟人打架、比武,天生就是当八仙的材料。
我们来到了那片刘向海发现的沙子窝,八十年代沙尘暴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大西北肆虐,甚至已经入侵了祖国花朵盛开的校园,只是到了二十年以后沙尘暴开始骚扰中国的政治中心,这才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我和刘向海面对面站在松软的沙子上,气氛肃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