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1]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
　　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1512]

　　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奋，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1513]

　　犹豫的人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
　　实在有点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
　　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
　　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
　　“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
　　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1514]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5）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丨访丨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