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福军和张有智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象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
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哩。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价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皱纹,象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文龙呢?”
刘志祥说:“昨天夜里,羊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早上出去捉人去了……”“民工怎偷跑了?”张有智问。
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
“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哩?”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象冻茄子一样……”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
“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
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象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蓬前涌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象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
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
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
本来,田福军和张有智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圪节公社。临去石圪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