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这些由几百年前的人记录的资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基本都是满文,我虽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的。
  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懂了,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的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
  所谓绣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详细,打仗、谈事都画出来,是个人就能看明白。
  后来我又翻过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的,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二十五史,统统地没有。顺便说句,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或是班固版插图汉书,记得通知我,多少钱我都收。
  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
  后金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也有范文程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
  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都能明白。

  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
  打仗这个行当,和打架有点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朝哪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
  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
  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
  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

          
          

[1624]


  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买,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
  因为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面对困难,皇太极们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
  此后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
  其实没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有插图。

  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
  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
  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

  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等会再讲。
  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已。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钱龙锡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钱龙锡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

  袁崇焕答: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
          
          

[1625]

  按说这是两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钱龙锡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
  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七日,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钱龙锡被迫辞职。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御史史范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
  太阴险了。
  在明代,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
  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
  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惟独不能是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有谋反嫌疑)。
  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

  事情就是这样吗?
  不是
  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更正一下,是两双。

  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

  周延儒同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男,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1626]

  这两人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对这二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明史。顺提一下,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延儒同志就在严嵩的后面,接下来就是温体仁。
  应该说,袁崇焕从“听堪”,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情,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里。

  因为温体仁和周延儒,其实跟袁崇焕没仇,且压根儿就没想干掉袁崇焕。
  他们真正想要除掉的人,是钱龙锡。
  有点糊涂了吧,慢慢来。

  一直以来,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想解决钱龙锡,可是钱龙锡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非常困难。十分凑巧,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又出了事,所以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钱龙锡拉下水,就能达到目的。
  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钱龙锡,钱龙锡之所以出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
  幕后操纵,言官上疏,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
  接下来要解开的迷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除掉钱龙锡。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复仇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
  周延儒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们二位担保的。事实上,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估计也倒不了。
  崇祯元年(1628),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猛捶阉党的时候,温体仁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延儒荣升礼部侍郎。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
  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俩字――权力。
  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太大,钱龙锡当即提出辞职,而跟钱龙锡关系很好的大学士成基命几个月后也下课,温体仁入阁,成为了大学士。
  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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