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1]
　　由始至终，李选侍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虐待朱由校的母亲，逼迫皇帝，责骂皇长子，只为她的野心和欲望。
　　但现在，她退缩了，她决定放弃。因为她已然发现，这个叫杨涟的人，是很勇敢的，敢于玉石俱焚、敢于同归于尽。
　　无奈地叹息之后，她退出了乾清宫，从此，她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或许依然专横、撒泼，却已无人知晓，因为，她已无关紧要。
　　随同她退出的，还有她的贴身太监们，时移势易，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另一个女人。
　　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将得到新的前途，以及新的名字。
　　强大，无比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
　　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变成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1422]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蒙古大夫，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没来得急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1423]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