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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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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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养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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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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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